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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周大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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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澤東遺體

1976年9月9日，毛澤東因病逝世。雖然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毛自己曾帶頭簽名，聲明自己去世之後要實行火葬;到了1960年5月27日、毛在接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又說：“人總是要死的，我也不會例外。……我死了身體火化，骨灰丟到海里餵魚。”但是，在他告別人世之日的第二天，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就作出決定，要對毛遺體實行永久性的保護，並建立安放遺體的毛澤東紀念堂。

保存遺體的初步措施

當時，我被宣布為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委員，並從上海趕到北京去參加守靈活動。毛的遺體被安放在人民大會堂的大廳里，他仰卧在一具敞開的水晶棺里，身上覆蓋著黨旗，四周被鮮花簇擁著。這具水晶棺，是東北地區的一個水晶工廠趕製出來供臨時使用的。由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下令製作。我看到毛遠新在水晶棺周圍忙碌地張羅著，水晶棺里沒有製冷設備，棺蓋只能打開著，同時把人民大會堂靈堂里的溫度，降得很低，以保護毛的遺體。

據當時的中央衛生部部長劉湘屏告訴我：毛去世當天，中央還沒有作出永久保護遺體的決定，因為天氣很熱，為了弔唁、治喪活動的需要，由衛生部派去曾留學蘇聯的女博士徐靜，在有限的時間裡徵求了一下老專家們的意見，於九月九日上午十時左右，就和兩位助手一起，果斷地往毛主席遺體血管里注射了福爾馬林、醋酸鉀、甘油和酒精等藥物，作了基礎性的防腐處理，為今後的永久性保存作了準備。

同時，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向其它國家學習如何保存領袖遺體的方法，當時，蘇聯有著保存列寧、斯大林等人遺體的豐富經驗，但是鑒於中蘇關係十分緊張，無法派團前去，接著就想到了越南也建立了胡志明陵墓，在蘇聯的技術幫助下長期保存了胡志明的遺體，因此馬上和越方聯繫，很快就得到了越方的答覆，於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三天，中方就派出由北京醫學院院長林均才帶領的六人代表團，飛赴越南學習胡志明遺體的保存方法。

我們在北京守靈的時候，治喪委員們分成兩列，站在毛澤東水晶棺的兩邊，看著吊唔的人群從面前經過，有的悲痛欲絕，有的沉默鞠躬，有的號啕大哭。我時不時地對毛的遺容看上一眼，只見他好像安詳地睡著了一樣，寬闊的額頭上泛著光，但是，忽然有一兩隻蒼蠅飛來，停在他的前額上爬動著，我於心不忍，真想上前趕走那幾隻討厭的蒼蠅……我當時想：要是能夠永久保存毛主席的遺體那真太好了，我們上海能不能為這件傳諸千秋的事業盡一點力呢?

上海接受的絕密任務

回到上海以後不久，絕密任務就來了，中央有關部門先是要上調處理遺體有經驗的技師，我和馬天水商量後，馬上就把龍華殯儀館資格最老的技師調往北京;接著又要上海和遼寧一起，製作永久性的水晶棺，這項任務也抓緊落實了。最後，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電話給我，說是目前各項工作中最關鍵的是遺體保存工作，中央已經成立了遺體保護組，由劉湘屏具體負責，要調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廣州等地的科學家去集思廣益;同時，劉湘屏又建議，在上海也成立一個遺體保存的研究小組，利用上海的強大的科研和醫務力量，作出各種實驗，和北京相對照，防止失誤。

茲事甚大，我不敢作主，當即向在北京的張春橋作了電話彙報，張春橋說可以，一切和劉湘屏具體聯繫，上海由我負責。我就把這項任務擔當起來了。和劉湘屏合作，我們一直是比較默契的，劉湘屏是原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上將的妻子，她當上了衛生部部長以後，在防治血吸蟲病、培養赤腳醫生、替周恩來治病等工作上，和我有著頻繁的聯繫，這一次，我當然也會全力以赴。

我直接到上海第一醫學院去，找了好幾位專家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，專攻遺體的長期保存。他們帶我去看了專門存放屍體的藥水池。這不同於普通的停屍房，而是一間像游泳池一樣的大房間，地下構築了一方方水池，每個約三，四公尺見方，都蓋有木蓋，揭開木蓋，迎面而來的就是刺鼻的福爾馬林等消毒藥水氣味，只見每方池子里都浸泡有十來具屍體，每具都有編號，男女分池浸放。這些屍體都是供醫學院的教學，科研使用的。據負責人告訴我，因為教學解剖課的需要，屍體供應奇缺，所以每次上海槍斃死刑犯後，各個醫科大學都會派人去爭要屍體;至於治療需要的新鮮身體器宮包括眼睛、腎臓、肝臟、心臟等，那就更為稀有了。

在藥水池旁邊另有一排房屋，裡面擺放著長桌子，是專供科研教學作解剖時使用的。上海醫學院的幾位專家，就根據北京下達的任務，開始研究遺體的長期保存。因為這項任務是絕密的，所以他們的研究成果，必須密封起來送給我，由我安排市委的機要交通員，乘飛機直接飛往北京送給衛生部劉湘屏。

有一天，劉湘屏通知我，說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鮮的屍體，在死亡以後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個完整的石膏面模，以便永久保存、因為遺體保存需要一個可供對比的“標準體”，以便觀察今後的變化。可是，在老人家的臉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試驗，更不能對面容有絲毫損傷，所以，希望上海在新鮮屍體先走一步，取得實驗結果。

執行“注射”處死獲得新鮮屍體

這可是一個難題，而且時間限得很緊迫，哪裡去找無主的新鮮屍體呢?我在市委康平路小禮堂找到馬天水、王秀珍商量了一下，我們三個市委書記決定：在法院已判決的死刑犯中立即執行一個，用死囚的新鮮屍體做試驗。於是，我把市公安局的負責人老薛和成虎兩人找來，布置了這項絶密任務。他們提出：如果執行槍決的話，流血以後面容會有改變，所以準備和法醫等商量一下，改為注射針劑致死較妥。我表示同意。他們做了充分準備以後，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監獄裡去提出死刑犯，並不把他送到刑場，而是在柙送車上就由醫生用注射方法對死囚執行死刑，據說注射以後時間很短人就平靜地死亡了。

押送車直接把屍體送到龍華火葬場，辦完死亡手續，再通知上海第一醫學院派人去火葬場按正當途徑領取屍體，這一難題總算解決。這恐怕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使用藥物注射執行死刑，但在當時是絕對保密的。直至一九九七年，我在報紙上看到昆明首次採用注射方法對兩名罪犯執行死刑的報導，報道中說：“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首次依法使用非槍決的方法處決罪犯，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依法使用注射藥物的方法執行死刑。”我當時想，這個紀錄恐怕要歸之於上海，因為早在二十一年前的一九七六年，已經採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了。

屍體送到火葬場以後，火葬場的工作人員很奇怪，說是這具屍體的分身體怎麼是熱的，他們不知道就在幾分鐘之前才執行了注射死刑。上海第一醫學院取走的這具新鮮屍體非常管用，他們當即用了各種方法拓下了屍體的面容，翻成了標準的石膏面模，過了一天，第一醫學院的研究小組給我送來一個像餅乾筒那樣的方木盒子，盒子上著鎖，同時附來一個裝著鑰匙的信封，要我轉送北京。我在辦公室里獨自用鑰匙開了鎖，打開木箱，只見裡面塞滿了棉花，取出棉花，我嚇了一跳：原來就安放著那名死刑犯的石膏面模，年約五十來歲，瘦瘦的，閉看眼睛，上唇和下巴上還粘著幾莖他的鬍鬚。這個臉部的面模翻得非常細緻，逼真，連皮膚的紋埋和額上的皺紋都翻出來了，據說上海向北京通報了在新鮮屍體上翻模的方法和經驗，北京趕緊要上海把模板送去看看。就這樣，我把這個木箱鎖好後交給機要交通員直送北京衛生部劉湘屏，並且叮囑交通員：“路上小心。”

確定液態和氣態相結合的保存方法

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，劉湘屏通知我，北京的弔唁，追悼活動巳經結束，遺體準備轉移，中央的遺體保存領導小組決定召集各地科學家開一次會，對遺體保存的方法作出決策，再報中央政治局決定。她要我帶領上海的專家前去參加會議，以便協商一致。我覺得這個會很重要，但是否要我自己帶隊，難以決定;我打電話請示張春橋，張春橋同意我前去。因時間緊迫，我從上海民航局調了一架“三叉戟”專機，帶了一批上海的專家直飛北京，到達時已是二十日的深夜了。

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廳舉行，由劉湘屏主持，黃樹則、吳階平，林均才、徐靜、李志綏等北京的專家都在場，大家各抒己見，會上除了對液態保存、氣態保存的利弊得失展開討論以外，上海的專家還提出了固相保護的設想，即運用蟲子掉在松脂里形成琥珀的原埋，把遺體固相保存起來，可以傳之永恆，但很多人認為這種設想在技術上不能過關，難以成為現實。

我在會上向劉湘屏個別詢問了一下中國代表團去越南學習的情況，她把蘇聯和越南保存領袖遺體的經驗向我作了介紹。她還告訴我：採用氣態保存的話，氨氣要比氮氣更好，但是這種惰性氣體製造困難，價格昂貴，前幾天曾經用許多氣球充了保護性氣體，運到安放毛澤東遺體的房間里，還指揮一批醫護人員和警衛人員，集體拍打，擊碎氣球，放出氣體，作為保護遺體的臨時措施。

會議開了一個通宵，直到天色微明，劉湘屏最後徵求我的意見，我說主席遺體要長期保護供群眾瞻仰，所以對他的面容、神態以至面部顏色的保護要求非常高，還要能接受光線的照射，經受濕度，溫度的影響而不變形，必須採取最安全、穩妥的措施，根據國外的經驗和國內各方專家的意見，還是採用液態和氣態相結合的方法為好，將來供群眾瞻仰時，遺體的頭部和手部在氣態中，而身體在液態中;平時在氣態中，每年一次的大保護時在液態中，遺容要保持自然狀態，不能化妝。我發言完後，劉湘屏徵求大家的意見，大家都同意採取液態和氣態相結合的保存原則，向中央請示，會議就結束了。會後，天光大明，我略事休息，就趕到釣魚台去，把這件重要事情向張春橋、王洪文分別作了彙報。

關於遺體保存的反思

以後在天安門廣場建造了“毛主席紀念堂”，代號叫做“一號工程”，國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和財力，形成了一個遺體保存的規範化系統工程，並且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科研基地。至於我所經歷的遺體保存工作，只是極其短暫的一段和冰山的一角。但是，這段短暫的經歷，使我知道了過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，也促使我思考了一些過去不敢思考的問題，比如：我知道了除了列寧，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遺體長期保存以外，世界上還有這樣一些黨和國家的領袖，做過遺體的長期保存，他們是：

季來特洛夫曾任保加利亞共產黨總害記，部長會議主席，第三國際執委會總書記;

哥特瓦爾德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主席、總統;

蘇赫巴托爾曾任蒙古人民黨領導人，人民軍總司令;

胡志明曾任越南勞動黨主席，共和國主席;

金日成曾任朝鮮勞動黨總書記，共和國主席;

福布斯·伯納姆曾任蓋亞那共產黨領導人;

阿戈斯韋諾·內圖曾任安哥拉共產黨領導人。

當然，也許還有其它我所不知道的。以上這些人的遺體處理情況，不禁引起我的深思：為什麼這些被長期保存遺體的領袖，都是共產黨人?共產黨是最講唯物主義的，長期保存遺體，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嗎?緬懷自己民族和國家的傑出領袖，是人類的共性，那末，那些在科學技術和醫藥研究方面都要先進和發達得多的國家，為什麼不搞領袖遺體的長期保存呢?

以上，並非我當時的想法，而是後來的思考。所以，現在如果問我對領袖遺體長期保存的態度，我的回答是：一，不贊成;二，已經保存的，由各國人民自己去決定。

《NiceGame》遊戲中心營運團隊敬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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